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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阵痛来自历史深渊的嚎叫——尽管暴走的军国日本已经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中，但军国主义的幽灵却依然时时窥伺，企图卷土重来。未被彻底清算的暴行，与扭曲人性的仇恨和狂热，试图冲破锁链的束缚，改头换面，蛊惑人心，企图再次将世人诱上历史的覆辙。

　　狂热与仇恨是军国主义眩惑的外衣，唯有人性与真相方能戳穿它的伪装，将它狰狞的面目大白于天下，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也是对未来的警诫。历史的因果罗网，也终将会让所有的罪行付出应有的代价。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8月15日专题《狂热的代价》的B02-B05版。

　　江水将天空映得一片赤红，但这并非天空原本的颜色，而是层层鲜血覆盖的江面折射着冬日的薄阳，泛出透着阵阵腥风的红光，从栈桥淌下的鲜血是如此地接连不断，以至于湍急的江流似乎都凝固了一般，只有那接连不断扑通掉落的声音激起的一阵沸腾，才会打破这片不断扩散的凝固浓稠的血海。腾起的血色水滴飞溅到跪坐在栈桥上的一个个战俘身上，在他们的身后，是杀戮者们手持的军刀。

　　一个接着一个，军刀落下，一些试图挣扎的战俘会趁机跳入江中求生，但杀戮者却不会轻易放过屠杀的机会，他们举起枪，接连不断地朝潜入水底的人射击，直到被射杀的人在痛苦的挣扎中与栈桥落下的残躯一并没入血红色的江水中。

　　杀戮者们显然无意掩盖他们的暴行，就像自恋的演员总是希冀观众的掌声一样，杀戮者们也将杀戮当作一场公开炫耀的表演，而观众则是江上停泊的医用船上的一群看护妇，这些女子本应是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但她们此刻却聚集在甲板上，目不转睛地凝望着栈桥上血腥死亡的一幕，发出“啊！”的一声惨叫，对正在挥下军刀的杀戮者们来说，这惨叫恰如观众激励的掌声，鼓舞着他变本加厉地实施着杀戮的暴行。

　　1937年12月21日侵华日军第十六师团士兵松村芳治寄给日本三重县林鹿郡椿村小岐须妇人会的信，信中记载了日军在江边屠杀俘虏的事实：“特别是12月13日下午，看到走投无路的五万残敌乘着小船顺江而下，而我军不失良机一齐向其扫射时，我都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了”。图片出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再执迷于血腥夸想的小说家，恐怕都无法在脑髓的电光石火中捕获如此精准的杀戮场景，因为它并非虚画悬想，而是来自五名亲历者的证言，其中三位是随军记者，两名是士兵。1937年12月19日，南京沦陷后下关码头栈桥上的一幕，是日军在南京实行的诸多屠杀暴行之一。负责掩埋尸体的慈善机构在下关地区收埋的死难者遗骸超过五千一百具，但数量不清的受害者的遗骸，就像上面所描述的那样，随水流逝，沉没江底。

　　南京大屠杀是20世纪最大的战争暴行之一，常常与纳粹德国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屠犹暴行相提并论，但比起纳粹集中营中犹如工业流水线般的毒气室所体现出的屠杀的“现代性”，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更像是传统社会中的野蛮屠城，它与纳粹主义那种整齐划一的集合意识形态截然不同——军国主义不是单数，而是复数，它不是一个集合而成的单一概念，而是由一个个的具体的人犯下的一宗宗具体的暴行。屠杀的命令虽然存在，但却从未以精准的现代军事术语表达，使用的欲盖弥彰的“处置”“处理”，这也使得所谓的“服从命令”只是个体在实施屠杀暴行用以泯灭最后的道德良知而找的一个便利托辞——连所谓的“平庸之恶”都算不上。即使是大规模的处决战俘，也充满了个人随意的色彩。

　　三汊河大屠杀中幸存者骆中洋描述了一个屠夫口中残酷的玩笑，负责处决他们的日军军官竟通过身边的翻译问河岸边的近一万名战俘，让他们自己选择死法：“燃烧弹？汽油？机关枪？还是刺刀？”而那些分散在南京各处数以千计的个体屠杀行径，则更具有随意性。一位名叫田所耕造的日军士兵提到屠杀方式甚至还分等级，“军官和下士官把蹲在挖好的坑前的俘虏的脑袋砍下来。我那时是二等兵，只让我用刺刀刺”，尽管田所声称屠杀“当然是按命令来的”，但事实上，屠杀者考虑的不单是屠杀，而是怎样通过杀戮来愉悦自己的身心，各式各样的残杀手段被发明出来，“曾用过割掉耳朵、削下鼻子，或者用佩刀嘴里再豁开等等方法”，田所坦承，“如果不这样干，就没有别的乐趣啦，这是登陆以来好久没玩的游戏了”。

　　1938年1月10日美国《生活》杂志。这本杂志的“海外摄影”专栏刊登了《征服者日本军在中国首都“地狱般的一周”》一文，以外国记者的视角叙述了南京大屠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西方社会的强烈反响。图片出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他们在凶残地杀戮，但脸上却露出游戏般得意的笑容，或许再没有什么比这杀戮者的狞笑更适合作为军国主义的面孔的写照了，但如果仅仅是杀戮所带来的残忍与恐怖，那么军国主义也不会如此魅惑人心，让人甘愿放弃人性，投入它的魔爪——事实上，军国主义也常常表现出所谓“温情脉脉”的一虚伪面，就像一位名叫增田义信的士兵在南京战地生活的感想所描述的那样，这位以果断手段对南京城内进行扫荡的士兵，在登记完征收到的粮秣——这些粮秣中大部分很可能都是从南京城外的乡村以暴力手段强征而来的，忽然开始哀悯起自己的对手：

　　“中国军队又如何呢？以军队的名义，打着战争征用的旗号，随心所欲地在自己的国家掠夺，国民连饭都吃不上，大多数人都是穷光蛋，根本没有什么物资送往前线。那些受欺骗、被派往战场的中国兵必须为那点少得可怜的给养卖命。”

　　增田的这番感慨更适合用在自己和其他被送上战场的士兵身上，他手中所捧为之欣喜不已的“慰问袋”，正是军国政府以战争征用名义蛊惑国民向侵略前线输送的物资明证。但这只是现代回望历史的后见之明，而对身陷军国狂潮的日军士兵来说，对被侵略国士兵的哀悯，就像他们残酷血腥的杀戮一样，并非虚妄。一如杀戮的理由是服从命令去“膺惩暴支”，哀悯的原因则是作为所谓大东亚“解放者”的自觉，是为了带给遭受军阀和西方列强殖民入侵双重压迫下的中国人民以所谓的“和平”——但和平与现实之间隔着一片残酷的血海，于是这些自诩的东亚解放者们便决定先实现这血海。

　　军国主义的两副面孔，就在杀戮血海的徜徉中随时变换，就像一位名叫斋藤次郎的士兵在阵中日记中所写的那样，这名步兵五十六联队的辎重特务兵，原本是福岛县的一个农民，当他收到征召入伍的赤纸时，家中的稻田已经半黄，在从上海登陆到南京的行军途中，他会在机枪扫射中惦念着故乡孩子们是否陶醉在秋祭的气氛中，会在雨中枪炮轰鸣声中与同袍练习仙台的民谣《阵雨》，他会可怜在嘉定遇到的一对中国农民夫妇，他们回到家乡时发现家已被烧毁，“那种黯然失落的神情真是可怜”，在收割过的稻田中，当他看到逃难的农民挑着担子赶回来，像自家小孩一样连路还走不稳的小孩子也赤脚背着东西走着时，这位农民出身的士兵“不禁涌出了泪水”，感慨“战败国的国民真是可怜啊”——但正是他所在的部队，强征了这些人的物资，又烧毁了他们的家园，让他们沦为流离失所的难民。

　　就在斋藤写下这番对中国难民表达同情的话语的一个月后，南京城外，他亲手杀死了一个战俘。那个战俘原本是抓来预备给联队的军官试刀，但却逃跑了。“我们装上在若松打磨的刺刀，乘着几近满月的光亮匆忙追杀的样子像极了国内上映的电影。我赶在战友前先追上了俘虏，抬起手臂用力把刺刀捅了下去，那人便当场昏死了。随后赶来的战友们全都围拢了上来，那个军官拔出了刀，把俘虏的头劈成了两半”。

　　但这样让他心中为之畅快的杀戮场景，只有他和他的战友看到，而对他们远在万里之外的日本亲友们来说，他们看到的，只会是军国主义的另一张面孔。

　　“战车终于越过了壕沟，道路上有几处很大的坑，那是敌人埋设的地雷爆炸后留下的。战车一口气开上了丘陵，来到了山顶。这里有一扇一丈多高的铁门紧紧关闭着，阻断了三间宽的道路，终于到安德门了。在工兵先后三次的协助下，堆满门后的土包终于被全部搬走了，我战车终于将铁门踩在脚下，成功地突破了该门。这一带有无数‘敌兵’的尸体，都是穿着咔叽色制服和蓝色外衣的正规军。通过这里之后，前方是悬崖，从悬崖边转弯后终于在薄暮中看到了南京市街，此时是下午4时30分。记者和队长不禁忘记了危险，下了战车。城市被高高的城墙所环绕，现代化的建筑散落其间，在薄暮中显得有些朦胧，如画一般美丽。”

　　侵华日军士兵堀越文夫的相册（拍摄于南京中华门前），图片出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1937年12月13日，打开当日《东京日日新闻》的东京市民，透过纸端看到的便是这样一幅夕阳下光辉灿烂的场景，密密麻麻的铅字就像从纸上伸出了成百上千条线，穿过瞳孔，拴在颅腔中的脑髓上，牵拉着兴奋的灰质跟随着记者的笔触来到万里之外的南京战场，追随着战车行进的车辙，站在沦陷的南京城前，目睹这一所谓历史性的时刻。

　　事实上，早在六天前，东京就已经在报纸频传的捷报声中开始筹办攻陷南京的庆祝活动，12月7日上午，东京教育局内便举行了35区教育主任会议，以决定庆祝方案。动员了市内八十万名在校学生，计划从下午一点开始在各区内，在此基础上，另让高年级学生在宫城面前三呼万岁。从傍晚六点开始，“全市男子中等学校、青年团、青年学校、防护团、在乡军人会、国防妇人会、爱国妇人会等各团体五万人在神宫外苑、芝、上野、滨町各公园，以及靖国神社内五处集合，各自在宫城前举行提灯欢呼的灯海大”。

　　这场庆祝活动计划考虑得颇为周到，举旗、提灯的时间会根据战况而进行预案调整，“若南京在上午8时前陷落，则在当天举行，若南京在上午8时后陷落，则定在第二天举行”。即使在偏远的乡村，人们也对南京陷落表达出激切兴奋的热情，在利根川畔的港口小镇，正在念中学的色川大吉，也加入到这场全国举行的提灯庆祝当中，村中一位明治时代出生的老人告诉他，这是从甲午战争以来43年从未有过的喜事，终于夙愿达成，欣喜万分。

　　报纸也以狂喜的笔调报道了12月17日的南京入城仪式，“在嘹亮的军号声中，以朝香宫殿下为首，松井最高指挥官、长谷川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等，沿着各代表部队蜿蜒的队列穿过城门，向道路两旁列队的所有部队一边行举手礼，一边检阅部队”，摄影记者忙不迭地用相机捕获下了这关键的一幕。在他的头顶，自8月起数次轰炸南京的海陆军航空队的战机，也编队从空中轰鸣飞来——“在空中和地面举行的这场盛典，确实是我国空前壮观、令人激动且极其庄严的历史性盛事”，“在全体人员齐唱《君之代》的歌声中，松井最高指挥官将日章旗升上了曾飘扬着满地红旗的正门旗杆。接着，在松井最高指挥官的率领下，大家三呼万岁”。在东京，提灯的盛会一如计划好的那样热烈非凡，数以万计的市民簇拥在宫城前，挥舞旗帜，高举灯笼，山呼万岁。在一篇浮夸的报道《蜂拥而出的灯笼队伍——昨晚，帝都在雨中欢腾》中描写了东京赤坂某舞厅中正在跳舞的300名客人和，在听闻了南京陷落的消息后，“即刻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而在利根川畔的港口小镇上，村民们也依样举着提灯和小旗，到神社的院内，高唱着《爱国进行曲》：

　　军国主义擅长制造这种胜利的宏大意象，用团结一致的集体仪式来俘获人心，同样的日之丸灯笼，同样挥舞的日章旗，同样的步伐，每个加入这场仪式的个体，都会不知不觉融化在这统一的集体海洋之中，用不同的喉咙发出同一个声音，用不同的双眸仰望同一个旗帜，用不同的头颅灌输同一种思想。就像一本军国教育的小册子《日之丸的国旗》所写的那样：“提到日本这一国名，自然会浮现出‘日本是神之国’这样一种含义。‘日之神的光辉’永远普照的是我们日本国民。因此，象征日本的‘日之丸’国旗中有我们必须经常敬拜的天照大御神之灵光”。

　　军国主义的胜利仪式创造出了一种平等主义的幻象，仿佛在飘扬的国旗下，万众一心的国民无分阶级达成了一种平等，通过对军国主义的象征俯首服从，让每个人在集体仪式中都扮演着同样的角色。这种平等的幻象，犹如侵略者给予难民和战俘的哀悯同情一样，都给军国主义的面孔涂饰上一层虚伪的“人性”浮光。

　　这样的幻象浮光当然只能靠谎言才能支撑起来。谎言分为两种，一种是彻头彻尾的虚假，这样的谎言往往因为太过浮夸而很容易被识破。另一种则是用真实来说谎，通过精心裁剪的真实来拼凑出一个谎言。军国主义的谎言大多为此，它所展现给日本国内公众的战事报道，正是这样精心裁剪的片面真相。记者笔下日军英勇攻城陷地的场景固然有浮夸失实之处，但并非全然虚假，然而报道中只允许截取这个场面展现给公众。随军记者在战场上的所闻所见远不止于那些勇武事迹和胜利场面。就在南京陷落的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的战地记者铃木二郎在中山门见到了他所见证的第一场屠杀：

　　“在那里，我第一次遇上了毫无人性的大屠杀。在25米高的城墙上站着一列的俘虏，他们一个接着一个被刺刀捅落到城外。许多日本兵提起刺刀，呐喊一声往城墙上的俘虏的胸、腰捅去，鲜血溅向空中。这情景阴森可怕，看着这惨景，我久久茫然呆立在那里。”

　　铃木几乎是逃出了那个令他神经错乱的地方，但当他归途中路过励志社时，又目睹了第二场屠杀，院内的大树上绑着十几个战俘，他们“个个脸色惨白，破衣露肉，有的坐着，有的站着”，都用呆滞的目光盯着他。就在他们目光对视时，忽然走进来几个日本兵，其中一个大吼道：“这些家伙经常袭击我们！”突然举起手中的尖镐对准一个战俘的头砸了下去——“闪光的镐尖咔嚓一声扎进头颅，鲜血咕嘟一下冒出来，这都是瞬间发生的事情”。另一位随军记者佐藤振寿也在同一地点见证了另一场屠杀，他看到屋舍前的广场上坐着一百来人，都被双手反绑，看起来是战俘来的伤病员，在他们的面前，挖好了两个五平方米大小，深约三米的大坑。“右边坑前的日本兵举着中国军的步枪，让中国兵跪在坑边，枪口抵住后脑，扣动扳机。”有的士兵试图逃跑，察觉不妙的日本兵迅速将其击毙，“开枪的地方距离我不足一米，子弹就擦着我耳边飞过去”。

　　佐藤发现那两名杀戮的士兵脸部都扭曲着，“难以想象他们是正常人。他们似乎极为亢奋，已进入一种疯狂境界”。当佐藤回去后，他的同伴问他身为摄影师，为何没将这一场景拍下来时，佐藤回答道：

　　这些屠杀惨景当然没有出现在任何一家日本报刊中，也没有一张照片公之于众。不仅仅是因为摄影师的恐惧——另一位摄影记者河野公辉就拍摄下了大量日军屠杀的照片，包括那张令人触目惊心的长江上漂流着的尸体，但即使拍下了这些照片，也无法公开发表。战争爆发伊始，日本当局就出台了一系列禁令，包括《新闻揭载禁止事项之标准》《报纸可否登载事项审订纲要》，新闻报刊法第27条和陆军令第24号，都对战地记者的新闻报道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凡是被认为妨碍在公众心目中塑造日军勇武正面形象的报道与照片，都被禁止刊行。

　　一枚枚“不许可”的红色印章，掩盖了一层层不允许被公众所知的真相，而讽刺的是，这些所谓的真相，本身就已经被记者和摄影师过滤了一遍——就像一名记者回忆的那样，每一名记者和编辑都早已将禁令铭印在脑海中，他们很清楚什么可以报道，什么可以拍摄，这些报道和照片又会给读者带来怎样的“正确”的战地“真相”。

　　当然，小道消息总是难免会流传开来，但流传者只要被发现就会被扣上造谣滋事的帽子，付出严酷的代价。根据日本陆军刑法第九条规定，在战时以及事变发生之际，对散布流言者，处以三年以下徒刑的刑罚。一位名叫小林末造的日佣，只是因为说“在上海附近的战斗中，我军扫射了约两万名中国俘虏，尸体漂浮在长江上”，就以违反陆军刑法遭到起诉。

　　层层禁令和恫吓的过滤下，日本公众能够接触到的战地前线最“血腥”的报道，恐怕就是名噪一时的“百人斩”。两名日本军官野田毅和向井敏明在进军南京的途中决定比试刀法，看谁能率先砍下一百个中国人的头颅。最初的新闻报道刊登在1937年11月30日的《东京日日新闻》上，标题是《百人斩竞赛！两少尉已杀八十人》，在这则发自常州的报道中，记者讲述了自己在车站遇到了两名杀人竞赛少尉的场景。尽管杀人竞赛听起来就血腥无比，但报道却写得仿佛两人是在奋勇杀敌。在报道的最末，野田毅对记者宣称：“我们两人都不杀逃跑的人”——这意味着他们所斩杀的头颅，似乎都来自战场上面对面的搏杀。

　　1937年12月14日日本《东京日日新闻》正午版，1937年12月14日日本《东京日日新闻》正午版刊载了日军少尉向井敏明、野田毅“百人斩”比赛的报道。图片出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士兵本就以杀人为职业，而战场是他们唯一正当的工作场所。因此，这句话让记者与读者都相信这两位杀人竞赛的队员是不会对逃兵战俘下手符合武士道精神的勇者。拍摄这两名军官合影的摄影记者，正是在南京目睹屠杀的佐藤振寿，而撰写报道的两名记者，则分别是见证中山门屠杀的铃木二郎和浅海一男。

　　浅海一男作为战地记者，从某种程度上说，可以被认为是日本军国当局的一个残酷的黑色幽默。浅海一男原本是早稻田大学的学生，与中国革命志士是同班同学，1931年，他因为发起“从中国收手”抗议日军侵略中国东三省的运动而被迫退学。将这样一位前左翼反战分子派往他曾经反对的中国战场充当战地记者，不能不说是一场用心险恶的“玩笑”。令人瞠目的是，浅海本人似乎也沉迷于战场上，佐藤振寿回忆说浅海为了跟访两名杀人竞赛的军官，嬉皮笑脸地向他蹭烟来套关系。

　　事实上，浅海一男和铃木二郎都没有亲眼见过这两名杀人魔王斩杀头颅的场景，所有的报道内容都来自于他们自己的讲述，在南京陷落前的12月12日，两人宣称在攻进紫金山的忙乱中已经开创了106：105的纪录，由于不知道谁先斩到了一百人，因此从11日开始了斩杀150人的新竞赛。向井敏明还向浅海和铃木展示了那把“曾啜饮过106人鲜血的孙六刀”。两名记者也对这两位杀人魔王的讲述深信不疑。

　　但当他们回到日本后，被奉为英雄的杀人竞赛者之一的野田毅却在一场用以鼓舞国内军民士气的演讲中，吐露出了勇武表面下的另一个真相。或许是因为面对的是他母校——鹿儿岛县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一群小学生，所以他放松了警惕，表现得非常随便，以平淡的口气讲述了所谓“百人斩”的勇武真相：

　　“报纸上报道的来自故土的勇士、百人斩竞赛的勇士就是我……实际上去冲锋，在白刃战中斩杀的只有四五个人……我向被攻占的战壕里高呼：‘你来！来！’中国兵一个接着一个地出来，来到了我面前。让他们事先排好队，依次全部杀了……虽然已经成了闻名的‘百人斩’了，可是真正的几乎就是这样杀的。”——所谓的战阵英勇事迹，其实屠杀的乃是上百名手无寸铁的战俘。军国英豪的面具之下，是赤裸裸的杀戮屠夫。

　　那些小学生抬起头，望着那笔挺军帽下那张镇定、平淡、随意的脸，时或挥洒哀悯的热泪，时或露出狞笑的凶光，但这张脸，其实并不异于街市上所见到的任何一个普通人的脸——那便是军国主义的真面目。

　　“此次日中战争，始于日军暗杀张作霖及对满洲的入侵。日军口称‘膺惩暴支’开始侵略中国领土。然而，困于长期战争，又改其名目为‘圣战’。这是毫无意义的辞句。欧洲战起以后，乘英军不振之际，日本政府跟随在德意旗帜下，图谋向南洋扩张。然而，此乃无智之军人及猛恶之武夫所图之业，非普通民众所好之事。政府有令，国民皆从。食南京大米未敢言任何不平，皆为恐怖所致。麻布联队叛乱之状，便是恐怖之后果也。今日打起忠孝的招牌，讨当今政府的欢心，为的是急于大捞一把。”

　　鲜有人能看穿军国主义浮光下的真实面孔。但永井荷风是少数从开始就看穿这副假面的人之一。1941年6月15日，当他写下这段文字时，心中深知自己头顶盘亘的是怎样磨牙嗜血的巨蟒——像他这样早负声望，著作等身的名作家，显然不会逃脱特高课政治警察的特殊关照。在过去的五年里，他已经多次婉拒了政府当局的利诱拉拢，这位以笔为生的作家宁可拮据过活，也不愿像他的同行那样，充当军国政府的笔杆子。日记，是他在这个高压时世中竭力保留的一方自由的净土，哪怕这方净土一旦被发现，自己难逃灭顶之灾——对暴横当道来说，他的名望是绝好的杀鸡儆猴的对象。

　　为了守护这方自由的净土，在过去数年里，他“某夜深更而起，删去日记中不平愤慨之辞。又，外出之际将日记秘藏于鞋箱之中”。永井荷风之所以对自己的日记如此煞费苦心东匿西藏，是因为他早已见识过军国政府蹂躏思想的残暴手段。

　　这一切可以追溯到1910年的“大逆事件”，明治政府以图谋暗杀天皇、制造暴乱的大逆罪名，逮捕了二十六人，其中就有著名的民权运动家幸德秋水，这位日本社会主义思想的先驱，也是最早的反战主义者，在日俄战争期间公开抨击日本的好战黩武的行径。大审院的审判完全是欲加之罪，所谓的谋逆罪只是对被捕者公开或私下谈话中只言片语的捕风捉影，暗杀天皇则从来没有实质性的证据，而他们真正的罪状，是所谓的颠覆性思想。最终，包括幸德秋水在内的二十四人被扣上逆贼的罪名，十二人被处决。死者的遗骸被从东京的不净门拉出，警察警告家属不得为自己的亲人修建坟墓、竖立墓碑。

　　在官方的鼓动下，社会给这些反战的社会主义者贴上了逆贼的标签，他们的家属受到牵连，其中一名遇害者高木显明的女儿只有六岁，却遭到社会的暴力围攻，“我晚上睡觉很害怕，夜里很黑，什么也看不见，有人扔拳头大小的石头，把玻璃窗都砸碎了，当时我想我大概要被杀了。在上学的学校里，也受到别人的言语欺负，我只好低着头，缩紧身子。在新宫街上，也可以听到‘逆徒的寺院’‘非国民’‘国贼’之类的恐怖的话语”。

　　“大逆事件”给永井荷风极大的刺激，同一年成立的“特别高等警察课”（特高课）将作家和“危险”书籍出版商列为缉拿对象。“危险”当然是一个宽泛的口袋，任何与日本当局有所颠覆的思想都可以被装进这个罪名进行缉拿。思想不屈服于真理，只能屈服于权力，那些悖逆的思想不仅要遭到缉拿，甚至连盛放思想的容器也会被砸烂。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的悲惨遭际就是个令人骨战的案例，这位以小说《蟹工船》蜚声于世的作家，因为胆敢在作品中公开地抨击天皇而在1933年2月20日遭到特高课警察的逮捕，经过三个小时刑讯后，这位年轻的作家奄奄一息地倒在拘留室的地板上，抬到医院后不久就断了气。尽管特高课警察为了掩人耳目给遗体换上了新的线衫裤，对外宣称小林死于追捕奔逃导致的心脏麻痹。但当小林的家人朋友领回遗体进行清洗时，才看到他生前遭受了怎样的折磨：“脸孔苍白得可怕，凹凸不平的肌肉印下了剧烈痛苦的痕迹，这完全不是小林平时的神情；面颊凹陷，眼睛落了坑，左太阳穴上有一个铜子大的坑，四周还有五六块伤痕，因为皮下出血，都显得紫黑紫黑的。”

　　但最残忍的死因，却在他被刻意遮盖的下身，“从半覆着毛线围腰的小肚子直到左右两个膝盖，不管是小肚子还是臀部，前后左右，到处都染上了一层无法形容的阴惨惨的颜色，好像是把墨和赭红掺在一起乱涂上一般，大腿肿胀得好像要把皮肤崩裂似的”。

　　小林在狱中受到的拷打如此严酷，不得不让人想到特高课的警察乃是一群以折磨杀戮为乐的人皮怪物，这种残酷的虐杀行径，就像细线一样，一直连接到五年后在中国南京发生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小林这位左翼被迫害刑讯致死，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被他的左翼圣化为坚持政治信仰的不屈烈士，但比起他坚贞不屈的精神，恐怕给他的左翼最直接的震撼，还是他残酷的死法。20世纪30年代锒铛入狱的一批左翼知识分子几乎在未经严刑拷打的情况下放弃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宣布“转向”。日本左翼的两位领袖人物佐野学与锅山贞亲在狱中发表所谓的“转向”共同声明，他们撤回他们之前所有的主张：废除天皇制、民族的自治权等，转而投向天皇的怀抱，愿意为发展“日本的社会主义”而奋斗。

　　“转向”成了当时日本知识界的流行词，《治安维持法》的修正公布后，特高课的思想警察着力于恩威并施的手段，根据一本“转向”技术手册的指导方法，“警察局局长应该从拘留所将被捕者叫到局长室，让他们坐在局长的椅子上，然后要自掏腰包叫来外送的亲子丼。所谓的‘亲子丼’，就是鸡蛋包裹鸡肉的盖饭，这样可以让人联想到亲子的关系。手册上还说，吃饭的时候，尽可能不要谈论政治思想之类的事，只能说些‘你的母亲很担心你’之类的话；而且不能多谈父亲，否则反而会造成学生对权威的反抗意识。”——对大多数左翼知识分子来说，“转向”不仅廉价，也相当顺滑：只要把思想理念的效忠对象从遥远的莫斯科改换到近在咫尺的皇居宫城就可以了，至于像是打倒财阀资本和官僚，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对亚洲入侵的理念，完全可以和极右翼的国家社会主义理念无缝衔接在一起——极右翼的兴亚主义与之不谋而合。官方还为这些新转向的左翼提供了施展抱负的新舞台——“九一八事变”后粉墨登场的伪满洲国，他们大可以在这里建设理想中的“王道乐土”，把昔日抨击财阀和官僚的才华运用在歌颂伪满的城市建设和“日本拓殖者”在北方的荒原上艰苦创业的动人“伟业”上。过不了多久，这些昔日的左翼就会和他们当年的极右翼对手一起，在举灯摇旗的欢乐气氛中，携手合唱《啊！我们的满洲》。

　　永井荷风不属于左翼，也称不上那种敢于挺身对抗军国政府的勇士。这位出生于明治末年的作家出身豪门，少年时代游历美国、法国与中国，对法国唯美主义和中国的汉学都颇为推崇，他心目中的英雄是左拉，在法国德雷弗斯冤案发生时，这位法国大作家拍案而起，面对欧洲的反犹浪潮，为其辩护——尽管荷风深知，只有法国这样启蒙思想沐浴下的国度，才能容得下左拉这样敢于对抗社会的逆子，而日本，如前所述，那些抗争的逆子不是转向，就是被高压碾得粉碎。

　　荷风笔下的主角恰是这样的人物，他特别善于状写纤弱的个人是如何被社会集体压抑，虽然下场不是甘愿被社会抛弃，就是走上自戕之路，但只要能在压抑的浊流中保持内心坚定的自我，无论是放纵还是缄默，抑或死亡，这样的牺牲都值得。因为作家本人也如他笔下的人物一样，纤弱多病，行走于背负着古老的负累却佯装昂扬走上“维新”之路的东京城中，总能精准地揪住那些为世人司空见惯却浑然不觉的压抑个体的扭曲现象，暗加讥讽。1929年2月11日的日记中，他注意到“青年团列队自幸边街蜿蜒至马场前门。前辈似的男子高举着或写有‘日本魂’或写有‘忠君爱国’的旗子”，这一现象让荷风敏感的心灵瞬间嗅出了不安的气味：

　　“近年来，此类大为流行，浮表上看似乎是国家主义极盛的表现，实则对于国家的基础日增危险。无论何事，假饰外表虚张声势，终会一败涂地。然而处身如此世间，不论何事，都动辄大喊‘忠君爱国’之类。治疗梅毒的广告中都大书爱国的文字。”

　　八年过去，这股所谓的爱国风潮在军国政府的推动下愈发炽盛，1932年4月9日，荷风点数了他迄今为止经历的历次战争：

　　“余熟忆往事，自日清战争以来，大凡每隔十年便有一战：即明治三十三年的义和团事件，明治三十七年、八年的日俄战争，大正九年的尼港事件，之后便是此番的满洲、上海之战。此战所唤起的民意沸腾竟胜过日俄战争之时。迎接军队凯旋的场面宛如祭典般热闹，如今日本举国上下似都沉醉于捷战的光荣之中。”

　　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驱使下，似乎在军事上接连不断地走向胜利，荷风看到的却是军国主义肆意横行下世风的一再堕落。他也逐渐体悟到了军国主义最凶险的本相，就是让军国思想像癌细胞一样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以爱国和胜利之名让民众成为军国主义自觉自愿的维护者。

　　悬挂国旗就是个典型的例子，1929年，街头还只是在庆典中才会悬挂国旗，但到1935年，永井荷风不得不到三越百货店花一元六角钱购买一面带竹竿的国旗，“我自从卖掉大久保的房子以后，至今还未悬挂过国旗，也未装饰过门松。然而，时闻近年来屡有壮汉闯入未悬挂国旗的人家施暴之事。为防万一而购太阳旗”——军国主义在一步步挤压日常生活的空间，消极的不服从已然无法坚守，在军国暴走突进的时代，唯有步追军国狂人的脚步，才能避免被狂人吞噬。到1937年，永井荷风悲哀地发现，军国主义已如附骨之疽，如此顽固地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之中，以至于深陷其中的日本民众已经习焉不察，在8月24日的日记中，他观察到“东京市民生活的样子，发现他们对自己的生活似乎感到相对的满足与喜悦。对军国政治并没有感到不安，对战争也丝毫不觉得恐惧，毋宁说带着些喜悦”。

　　侵华日军士兵的“千人针”腰带，按照日本风俗，士兵出征前，其母亲或妻子、姐妹要为其制作一条布腰带，在街上找一千名妇女在腰带上面各绣一个小针包，每个小针包代表一个日本寺庙，战时系在腰上，以保佑平安，鼓舞士气。“千人针”腰带原本是为了表达对出征的亲人保命免灾的美好愿望，民间的这种风俗也从侧面反映了军国主义思潮在日本社会的泛滥。图片出自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

　　军国主义真正恐怖之处正在于此，它会让人耽溺于战争之中，将其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或者更甚而言，生活与战争颠倒过来，生活成了战争的一部分。从孩童开始，军国政府就教育这些将来会被送上战场的新一代对战争脱敏。一篇小学四年级的课文标题是《制造大炮》，在制造大炮的科学性描述中，也会加入军国主义的譬喻，炮筒被反复地锻造、加热和冷却的过程，被引申为“我们的内心通过忍受冬季的寒冷和夏季的炎热而变得强大一样”——考虑到此时日本已经侵占中国东北炮制了傀儡政权，又发动太平洋战争，对南太平洋的诸岛开展攻势，这里冬季的寒冷和夏季的炎热所指为何不言自明。这篇课文特别提到为炮筒精心抹油的是“一名二十三岁的高中毕业生”——课堂里这些孩子的去处都已经规划得明明白白了。

　　人生成长的每一步都被安排了军事化的规训方式，在桥本一郎就读的中学里，校服就是军服，“我们和军人一样系绑腿，戴军帽，上课的时候，手持木枪跑步十公里，然后进行身体锻炼”，小学生会被教着把棍棒当成刀剑玩打仗游戏，而现在，发到这些中学生手中的木枪上安装的是货真价实的刺刀，在稻草人上练习刺枪。在一些学校里，稻草人上会画上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的面孔，“这可不是小孩子顽皮，他们是当真的”——对敌人的仇恨就这样通过军训教育的方式铭刻进了学生们纯真的头脑中。

　　这些教育当然不会仅仅靠说教、游戏和训练这些相对温和的方式达成，暴力是军国教育极为重要的一环。再没有什么比暴力更能体现出军国主义所尊崇的弱肉强食的绝对真理。长期在暴力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会相信世间的秩序是按照强弱来排列等级的——强大就可以打人，而弱小就要被打，弱者要服从强者，直到自己也可以成为去打人的强者。大忠野就是被打的那个人，太平洋战争爆发的那年他九岁，随着战事扩大，学校教育也变得愈发暴力，在一次课堂体罚中，老师下手太重，打残了他的一条胳膊，从此再也抬不起来，但学校里没人觉得老师做得不对，因为强者殴打弱者是天经地义的真理。

　　比起仇恨敌人，服从领导，更重要的是培养对死亡的崇拜，或者说是“牺牲”。对死亡的教育中包含了军国主义形态的三大核心：集体主义、绝对服从和个人崇拜。牺牲意味着消灭自我以成全集体，遵守命令战斗到死意味着绝对服从，而赴死的最崇高、最伟大的理由就是为天皇去死。尽管大忠野和同学们只是小学生，但老师和教官就已经拼命地把“战死沙场是我们的责任”的思想灌输进这些懵懂的脑袋：“他们告诉我们必须坚定、勇敢，心怀为天皇和国家而死的愿望，是无上的荣耀”。

　　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永井荷风在电车上看到的这条战争口号，从某种意义上说，更像是一句谶语，预言了这些被军国主义教育灌输的一代将会面临怎样的终局，他们也将成为口号中宣传的前进的“火球”。

　　神风特攻队，就是这些年轻的绚烂炮灰，在军国主义的蛊惑下，这些年轻人甘愿将自己塞进狭窄的战机座舱里，连同自己的身躯和三吨，一起化作货真价实的火球，冲向敌军的舰船。神风特攻队的制造商大西泷八郎宣称这是一种纯洁高贵的死法——“为国家和天皇献身，再没有比这更高尚的事业了。”

　　被拣选成为特攻队的队员大多是高校的大学生，他们并非头脑简单易被煽惑之辈，相反，他们中的大多数饱读诗书，一位名叫佐佐木八郎的队员的阅读书单包括康德、叔本华、卢梭、穆勒、川端康成和谷崎润一郎。比起那些被单纯灌输为国献身理念的懵懂孩童，他对牺牲的思考显然更加深入，他之所以甘愿赴死，是因为他相信面对的敌人英美列强，正是旧资本主义的代表——当然日本同样也是，但他可以通过自己的牺牲，同时离弃和破坏双重枷锁，用自己纯洁的生命孤注一掷地毁灭，来换取一场注定的失败，那么，他将成为一只浴火重生的凤凰。军国主义当然可以披上崇高理想的绚烂外衣，就像那些转向的左翼分子在战时的殖民地为战争唱颂壮丽的颂歌一样，但当理想碰撞到真切硬实的现实时，所迸发出的并非绚烂的火花，而是一片不好清理的狼藉：“水手把来自几架攻击飞机的大片金属机身丢到海里后，开始用水柱冲洗甲板，水很快就被鲜血染红了。不久之后，甲板就清干净了”。

　　但在这些赴死的特攻队队员中，有一名队员却与众不同。他叫上原良司，他不是一位军国主义者，喜爱的读物是意大利史家克罗齐的《历史叙述的理论和历史》，比起那些为国家意识形态而赴死的同袍，他所期望的是用自己纯真的死亡，来唤起民众认清军国主义的真面目——看清这头蛊惑人心、吞噬人命的巨兽，在垂死挣扎前残害了多少年轻的生命和纯真的理想。在驾驶战机自杀式出击前夜，他写下了自己的遗书：

　　“自由是人的天性，消灭自由是有悖人性的，尽管自由遭到暂时的压迫，但经过持续的斗争必将最终胜利，意大利的克罗齐这句名言是我所抱持的真理。独裁专制可能一时得势，但终会覆亡，这是清晰的事实。在这场世界大战的轴心国身上，我们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法西斯意大利如何，纳粹德国又如何，眼下，独裁国家如大厦将倾。真理不仅在现实得到验证，也如历史揭示的那样，将会在未来继续证明自由的伟大……我的愿望是彻底的败亡，虽然作为人类群体中的一个国家的兴亡在事实上也是重大事件，但从整个宇宙来看，仍是小事。”

　　永井荷风如果知道有这样一位青年在遗书上写下这样的话，他或许会将他引为同调，就像他祈盼独裁专制的日本败亡一样，荷风也在日记中期盼与不义之国站在一起的军国日本，不亡待何。

　　“我战死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我所挚爱的人，我因着要去天国，不要进靖国神社。”

　　“军国政府的暴横愈演愈烈，社会终将发生巨变……但不管当权者如何暴恶，都无法束缚心灵的自由，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自由。”

　　诚如永井荷风的这句箴言，唯有实实在在的生活，唯有真真切切的生命，才是平凡如你我一般的庶民大众，抵御军国主义的港湾，因为切实的生活容不下虚假的口号，充实的生命也容不下虚伪的真理，生活不能将匮乏当作富足，生命也不能将毁灭当作生存。

　　军国主义最具煽惑的力量，便是将民众的目光从生活中吸引开来，用意识形态的口号来诱骗人们踏上仇恨与狂热的泥淖。它会将战争的毁灭粉饰为创造的伟力，会用所谓精神的富足来掩饰物质的匮乏，会用战争弱肉强食的谬论遮蔽生活互助共存的真理，它让人相信周遭都是窥伺侵略自己的仇敌，挑起纷争与不和，用以掩盖内部的动荡与不安，它宣称追求的是“亚洲和平之道”，但带来的却是遍地残垣、生灵涂炭。

　　从某种程度上说，军国主义的信徒也背叛了生活，他们如此狂热地将自己的生活献祭给战争的巨兽，作为启动它肆虐暴行的食粮，驾驭着这头巨兽去毁灭他人的生活、蹂躏他人的生命，那么，将这些狂热信徒引向正途的最佳方式，或许就是也让他们饱尝生活与生命遭受毁灭的苦痛。

　　1945年3月9日，载有总重量达2000吨燃烧弹的334架B29型战机飞临东京的下町，实施轰炸。经过两个半小时的东京大轰炸，在40平方公里内的25万户居民房屋被毁，数百万人失去家园，10余万人的生命被夺走。轰炸是如此惨烈，一位幸存者在一座看起来是小巷的地方，发现了一具异样的尸体，“头发烧焦了，衣物烧毁了，烧焦的皮肤着。除了那些被压在倒塌房屋下的尸体外，其余尸体有的匍匐着，有的横卧着、有的仰着，而只有这一具尸体的脸是冲着地面蜷伏的——那是一位抱着婴儿的母亲，她在地上用手挖了一个坑，十个指头沾满了血污，指甲一个也没有了。大概感觉自己不行了，就用手指挖开坚硬的地面，放下婴儿，自己覆盖在上面隔离火焰，希望保护自己的孩子生命。婴儿的衣裳一点也没有烧着，一双可爱的小手还抱着母亲的一只，但由于烟熏，孩子也已经停止了呼吸。”

　　永井荷风也在轰炸中失去了他心爱的书斋“偏奇馆”，靠着侥幸才只身从轰炸中逃出生天，当他踉跄来到老友家求助时，形单影只，只剩手中的那件包裹。积年来的藏书与珍藏全部都灰飞烟灭。但他并没有丝毫怨言，却将美军的轰炸称为“天罚”，他只是感慨这天罚为何来得如此之晚。

　　1945年8月15日，中午，沙哑、低沉、模糊的声音，穿透窒闷的夏日暑气，从收音机里传出来，上亿日本人都听到了这个陌生的声音——天皇的“玉音放送”。这是过去的20年里，日本的臣民第一次听到他们最高统治者的声音。在以往，尽管天皇的“御真影”被悬挂在每一间办公室、每一座学校、每一座工厂里，每个人都将天皇的《教育敕语》铭记于心，但没有任何一个普通臣民聆听过天皇的声音。他们唯一熟悉的是服从，无条件地服从那个镶在镜框中、身着戎装的“现人神”的旨意，但此刻，这个声音却发出旨意，告诉他们战争结束了。已经回不去的家，已经无法重见的战前生活，已经崩塌颓废的道德体系，还有那个曾令上亿日本人真诚相信“大日本帝国”的幻象，如今都在烈日炎炎下熔化了，昔日被献祭给军国主义的生活，终于被吐了出来，但只是一地狼藉的废墟。

　　泪水、沉默、不甘，以及松了口气，在那漫长的一天结束时，每个人都要以各自的方式与过去说告别——或者用即将到来的新时髦话语，说“Goodbye”。

　　对永井荷风来说，这是多年来他最欢欣的一天，尽管几乎失去了全部财产，尽管战时的压抑和匮乏戕害了他本已病弱的身体，让他的胃病更加严重，但他依然请染坊的阿婆弄来鸡肉和红酒，与好友召开庆祝欢宴，直到酩酊大醉。在这天的日记中，他用墨书写道：

　　战争终于结束，和平终于到来，无论是自愿还是强加，战后废墟上的日本宣称要建立一个反战的和平国度。但和平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反战又该如何解释？是反对那场给亚洲各国带来苦痛的侵略战争，还是反对所谓打了一场明知会输的战争？和平是因为自己遭受了轰炸的战祸，因惧怕战争的灾祸而将和平当作庇护所；还是认清自己作为战争侵略者的罪行，用真诚和友善治愈战争带来的创伤？

　　两个是之间的差异，或许大于是与非之间的差异。但有一点却确定无疑，谎言总会戳穿，罪行也总会见光，因为历史的因果之网如此连绵而细密，那些自以为可以逃脱隐匿的罪行，终会被它一网捞起，大白于天下，于是那些罪行与谎言，都将在审判台上受到应有的惩罚。就像永井荷风在战后所写下的那句话：